崇，商之藩屏，灭商必伐崇——历史上崇国在商和周这场权利的游戏中充当着重要角色，细说周和崇的恩怨纠葛
其实结合历史来看，电影中彪子和发子二人针锋相对，并不是没有原因，因为历史上两国本身就积怨已久🤔，认真来讲彪子也是商王室一脉，商代崇国为子姓，只是那时男子只称氏，不称姓，王室贵族大多以国名为氏，国名+身份爵位+名。
先说崇国，最早要追溯到尧舜时期，因为大禹之父“鲧”建城有功，于是舜就将崇地分封给了“鲧”，因此在史书《国语·周语》中“鲧”被称为“崇伯鲧”（崇是国名，伯是爵位，鲧是名字，先秦时期贵族男性的称呼格式是“国名（氏）+身份+名”或“氏+爵位”。
那个时代的男子不称姓，称氏，这个氏一般是用来表现出身和地位的。
其他的称呼格式还有，氏+名，字+名，氏+家中排行，氏+爵位，氏+谥号+爵位，氏+字+名，还有单称氏的，氏+官职，氏+亲称，官职+氏+字，氏+爵位+名等。
女子则称姓，一般是字+姓，氏+姓（夫氏+自己的姓），谥（谥号）+姓，姓+“氏”字（比如某氏），名+姓，“妇”字+姓（比如妇好），以及特殊称谓+姓，尊称或亲称+姓，氏+字+姓，氏+谥号+姓，氏+姓+名，姓+字+姓+名等不太常见的格式结构。
所以大禹继承爵位后就称为“崇伯禹”，所以古崇国也是夏的前身。
皇甫谧《帝王世纪》日:“禹，姒姓也，其先颛顼，颛顼生鲧，尧封为崇伯”。
《国语.周语》曰:“有崇伯鲧”，韦昭注曰:“鲧，禹父，崇鲧国，伯爵也”。
《周书补正》中记载:“崇禹即夏禹，犹鲧称“崇伯”也。
但在商汤灭夏后，夏的姒姓崇国也随之覆灭，之后商又建立了子姓崇国（位于今西安西南部的鄠邑区），也就是商代的崇国国君是商王的亲族，为“子”姓。
这个记载最早源自古籍《逸周书》:“谓商王用宗谗，震怒无疆。”
这里的商王指帝辛，意思是说帝辛听了宗族的谗言，而这个进献谗言者结合《淮南子》和《史记》的记载就是商代的崇国国君。
（《逸周书》的创作年代一说先秦，一说西汉）。
而南宋的史学家郑樵，在他的《通志.氏族略》中也记载“扈氏：姒姓，夏诸侯国也。夏为扈，商为崇。扈，秦改为鄠。今永兴鄠县北二十里有故扈城。国亡，子孙以国为氏。”
郑樵考据到，夏时崇国的名字一直叫扈国，而商时叫崇国，秦时扈国又改为鄠。
所以商的崇国和夏时的崇国不同。
而现代考古也证实了这一点，随着“老牛坡遗址”（商代崇国都邑旧址）先后六次被挖掘，出土了大型的房屋基址，烧陶窑址，治铜作坊遗址，灰坑，车马坑，和贵族墓葬等。
其中有两处治铜遗址，三十八座商代墓葬，小型单人墓，中型殉人墓，完整的商代马车，一车两马，一座灰坑，四座大型陶窑，八座房址，车马坑等，以及玉，石，铜，陶，骨，蚌共六百多件（现存西安博物馆，现今老牛坡遗址是目前陕西规模最大的一处商代遗址，也是商在西部疆域最大的一个“根据地”（崇国））。
考证到了商代崇国的文化习俗都跟商无异，是商的嫡系亲属国，其国国君在甲骨文里被称为“琮侯”，战国时期称为“宗”，宗崇是通假字，琮即宗，本义就是宗庙，宗族的意思，其族人曾为犬官，称“犬琮”（犬中），在当时只有为国做过贡献的武将才能担任，而侯这个字最初在甲骨文里是守卫的意思，商一般只将重要根据地给予自家，所以侯伯有别，就像后世的封建朝代不轻易给宗室外的人封一字王一样。
商朝那时还没有分封制度，现代研究认为那时的国家一般是古国和方国的联合体，这种联合体被称为“方国联盟”，也作“联合城邦国制”或“部族国家”，简称“方国”，比如在甲骨文卜辞中记载的周，盂方（邘），邶方，莘，内（芮），虞，曹，邳，蜀，齐，薛，方，杞，宋，雇，妟（燕）成，犬，目，鹿，画，丧，雍等都是商时的方国。
而崇，莱，邘（后期），空桐，目夷，稚，黎（耆），微（微子国，国君是帝辛的哥哥微子启），攸，苑（宛），郝，梅，邓，瓦等国都是商的子姓宗族国。
其中崇，黎（耆），邘，攸，莱，目，鹿，邘等因地理位置对商极为重要，是商王在各地的重要军事据点，是商的藩屏。
其中莱，黎，成，目，鹿，邘，画，丧，雍等是商王的田猎区，商王往往会在这些地区进行狩猎，开发土地和军事演练，以及占卜吉凶，收成等（商的田猎是跟军事练习挂钩的，而因为商的农业也非常发达，所以这些地方往往也是农业区）。
商代崇国领域较广，经济和军事力量都非常强盛，位于今陕西西安市灞桥区和鄠邑区，处于关中渭河流域，这个地带同时也是戎狄等部步入中原的重要位置道路，对中原地区异常重要，所以崇国作为商在西方的藩屏，最初用来抵御西戎等族的入侵，是商的重要防线，因此战火不断。
而崇侯虎这个人是真实存在的，称呼格式如上面所述，崇是国名（氏），侯是身份爵位，虎是名，子是姓，只是先秦男子不称姓，也可以直接国名（氏）+爵位。（如果按现代的姓名格式就是“子虎”）。
根据《六韬》记载其武力过人“纣之卒握炭流汤者，十八人，崇侯虎等举五百石重沙，二十四人”。
《淮南子·道应训》记载崇侯告诫帝辛，曰：“周伯昌行仁义而善谋，若与之从，则不堪其殃。纵而赦之，身必危亡，及未成，请图之。”
《史记.周本纪》曾进献谗言，导致西伯被下狱:“西伯积善累德，诸侯皆向之，将不利于帝”。
但是在帝辛时期的殷墟甲骨文中并未出现过崇侯虎这个人，反而在武丁时期的甲骨文中出现过数次，因此现代研究学者认为崇侯虎是武丁时期的崇国君主，是当时与望乘，沚戓齐名的征伐名将，经常跟随商王出征讨伐。
目前崇侯虎是否被误记了年代还存在争议。
西伯在商朝的正式称呼是“周方伯”，周是国名（氏），方伯是身份爵位，也就是周是商的方国，因为周位于商的西面，所以后世史书里又称之为“西伯”。
（这些方国里有和商关系密切的，有和商关系敌对的，其中周和商的关系就属于时而友好，时而交恶，反复无常。）
现代对周部族迁移的普遍说法是因为周人最初受到了西戎侵扰，所以古公亶父带领着周部族从豳迁迁移到岐山脚下的周原（在今陕西省宝鸡市岐山县境内），然后安心发展农业。
这一点在《诗经》中有记载“古公亶父， 来朝走马。 率西水浒， 至于岐下”。
春秋时期《孟子》对这件事进行补充，古公迁岐是因为遭到戎狄的侵扰，是出于无奈之举“昔者大王居邠，狄人侵之”。
《竹书纪年》再补充：“武乙六年，命周公亶父，赐以岐邑”。
说明周人的迁移，是当时商王武乙准许的，而商和周人达成了协议，商王册封古公，让周去挡西戎协助商，再增加一道防线，这样一来也减少了崇国和西戎的直接碰撞，崇国好保留精力监视和遏制周边的方国。
但周对商时而臣服，时而交恶，性质非常不稳定，所以遭到商的打压，但也不乏有联姻的记载，比如季历之妻大任（也作太任，西伯昌之母，任姓），就是商贵族挚仲氏之女。
（季历是文王父，周部的首领，最初被商王武乙重用，帮商征伐戎狄，战功显赫，被文丁封为地方伯长，同时又与商的贵族联姻，但随着周人的势力范围不断扩大，文丁感受到了威胁，担心再不遏制恐怕不利于商，于是以封“方伯”为由，将季历召至囚禁，没过多久季历死于商都，此举也为今后灭商埋下伏笔）。
还有《易经》里“帝乙归妹”的卦，现代学者普遍认为这个归妹是嫁女或嫁妹的意思，也就是帝乙把自己女儿或妹妹嫁给了西伯昌，但争议比较大，究竟是不是还有待商榷。
帝乙为何嫁女（妹），可能跟季历的死有关系，竹书纪年记载:“文丁杀季历，帝乙二年，周人伐商”周人曾在季历死后有一波反叛，然后帝乙通过联姻方式去安抚周人情绪。
在《诗经.大明》里有提到“大邦有子， 伣天之妹。 文定厥祥， 亲迎渭。 造舟为梁， 不显其光，有命自天， 命文王。 于周于京， 缵女维莘。 ”。
说的是西伯最初娶了大邦之女，长得非常漂亮，就像天上的仙女，西伯认为这门婚事非常吉利，亲自去迎接，这个大邦指的就是商，而周当时一直称是西方小邦，小邦周，所以这个大邦女很可能就是易经里的帝乙之女（妹），但后来很可能帝乙之女（妹）去世了，所以西伯又娶了莘国女，也就是太姒为正妻。
但也有学者认为商王是将方国女子许配给了西伯，因为史记记载帝乙归妹的主人公和太姒是一个人，毕竟有先例，西伯的母亲被许配给季历时，跟商部族也不同姓，只是商的异姓贵族而已，商王室女子族内婚不外嫁等。
（关于族内婚这一说最早应该来源河南大学的历史教授郑慧生先生，他曾登过一篇《妇好论》，有兴趣可以看一下，他认为帝乙之前的商人王室女子实行的是族内婚，不嫁外姓，以巩固政治地位，但帝乙时期商人王室女子就开始族外婚了。后通过甲骨文还推测武丁和妇好是同父同母，妇好的父亲即是小乙（武丁父亲）他们可能是兄妹或姐弟，后结为夫妻，妇好也是子姓，“好”古音通“子”。
当然这个只是一种说法，目前还存在争议。
回到正题，西伯和太姒结合，相当于周国和莘国的政治联姻（莘国姒姓，夏人部族建立的），有一说法是当时周国想整合夏人的势力，以此获得夏人的支持，继续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。
而处于渭水平原中心的崇国，位置正好卡在周国东进的正中央，一直是周国东进的最大阻碍，如果纵容其势力增长，对崇国来说必定是隐患，而这也正是商王所担心的。
到了帝乙，帝辛时期，内忧外患加剧，面对周边崛起叛乱的方国和夷部作乱，商王们四处讨伐，同时为了集权，开始打击旧贵族势力，用了不少手段去瓦解，帝辛继位后直接缩减了祭祀范围，也就是除了祭祀商王的祖先神灵之外，帝（上帝），自然神，其他贵族和其他低阶层贵族的祖先神灵将不再被祭祀，想利用改变祭祀制度将旧贵族旁系远支划出王室，让其远离最高政治权力，用后世的话来讲就是帝辛有“削藩”的想法。
（历史上的商朝属于“神本文化”，以神为本，君权神授，神权要凌驾于君权之上，商王从国家大事到个人私事，都需要占卜问神，因此祭祀活动发达，其中活人祭祀为普遍现象，被称之为“人牲”，一般是用奴隶或敌国战俘，将其献祭获得神的庇佑，所以对他们来说祭祀是件很严肃且神圣的事情，而商人所信仰的至高神被称作“帝”亦作“上帝”，上帝这个称呼是在商周时就用来称呼至高神的，是本土叫法，在商人的祭祀体系里，“帝”（上帝）为最高神，其次自然神，最后祖先神”
从政治角度去看，《史记》里记载鬼侯被醢（被剁成肉酱），鄂侯被脯（被做成肉干）（西伯，鄂侯，鬼侯在帝辛时并为三公，在鬼侯被杀后，鄂侯愤愤不平，和帝辛争辩，也被杀了）古代一般用这种刑罚是有“杀鸡儆猴”的意思，可以起到威慑作用，西伯在得知后叹息了一声，就被崇侯知道了，西伯因此入狱，所以我觉得崇侯应该是在周国安排了眼线，这个眼线还是西伯身边亲近的人。
（鬼侯，鬼古音与九相似，所以也叫九侯，媿姓，九国国君，由商代鬼方人建立，因为是商的方国，所以称之为鬼方，封神演义东伯侯姜桓楚的原型即是鬼侯，史记上记载其被帝辛处以醢型。鬼方，在商周时期多次被讨伐，其中《易卦·爻辞》记载：“高宗（武丁）伐鬼方，三年克之。”
鄂侯（一作盂（邘）方伯，一作甲骨文中通“噩”），鬼侯和鄂侯按照商代官方叫法，应该被称为“鬼方伯”和“鄂方伯”，但甲骨文里并没有出现过鄂（噩）方伯，只有噩地（噩这个字目前存在争议，在甲骨文里应该是“丧”，丧地，最初被误释为“噩”），而盂地又和噩（丧）地相通，经常被一起提及（都在今河南沁阳），所以久而久之后人也将盂称为噩（鄂）。
南朝徐广曰:“鄂，一作邘，音于，野王县有邘城”。
而“盂”即是邘。（但实际上有可能是后人误将商代盂方记载为鄂，因为关于鄂（噩）国，鄂侯，鄂伯的明确记载最早出自西周的青铜器铭文，鄂国姞姓，分布区域较广）。
前面所说，盂地是商的重要田猎区，商王经常在那进行军演，帝乙时期，盂方国曾反叛，帝乙九年，帝乙命数方国对其进行长达一年的大规模讨伐。
不难看出周方和盂方是有叛乱先例的，至于鬼方，其被文献记载为曾是商的劲敌，武丁花费多年时间才将其制服，而盂方更是被先王帝乙讨伐，在地理位置上和黎国并列，北上可直通殷都安阳，相当于随身携带一个定时炸弹，所以对帝辛来说盂方必死，至于周国，商王们对其一直有所防备，西伯跟商有杀父之仇，周人也曾在帝乙期间叛乱过，他们的势力也日渐强大，于是帝辛继位后，先采取怀柔政策，将周方伯（西伯），盂方伯（鄂侯）鬼方伯（鬼侯）并称为三公，后来因盂方伯为鬼方伯的死争辩，而被帝辛找到借口将其处死，最后让商的子姓贵族去镇守盂国（邘国），这样一来和黎国就像两个盾一样护在商的身前，所以后来西伯讨伐的是子姓邘国，而且根据商只给自家封侯来看，后世史书记载的鄂侯，鬼侯，应该都是在本人死后，被商换成了自家的王公贵族，所以才称侯，但古人可能不太清楚当时的制度，所以记的比较混乱）。
一番折腾下来，三公里面就只剩下西伯一个没有被替换了，首先在当时西伯非常有名望，帝辛也深知这一点，如果直接杀了西伯，很容易激起周人的愤慨，帝辛不昏，他的决定都是以政治角度出发，四处征伐让他无法集中对付周边这些正在崛起的新旧势力，他急需一个有能力的人充当他的刽子手，这个人不能是子姓贵族，因为这些贵族是他的主要削藩对象。
至于伯邑考的死，历史上的说法不一，野史记载他在西伯入狱后，被扣留在商当人质，同时给纣王当车夫，最后被做成肉羹赐给西伯，还有推测他没成年就早夭了等等众说纷纭，我个人更倾向他是这场政治斗争的牺牲品。
关于肉羹说最早应该出自姜太公的《太公金匮》，后被道家黄老编订，里面记载西伯对太公倾诉，文王问太公曰：「天下失道，忠谏者死。予子伯邑考为王仆玉，无故烹之；囚予于羑里以其羹歠予”。
意思是我的儿子伯邑考作为王的仆御，没有犯任何过错就被施以烹刑，把我囚禁在羑里，还将他做成肉羹给我吃。
六朝梁肖绎的《金楼子兴王篇》中记载“长子伯邑考质于殷，为纣御，纣烹之为羹，赐文王以试之。实圣，当不食子羹。文王得而食焉。纣笑曰：“谁谓西伯圣者，食其子而尚不知。”
然后《帝王世纪》也有记载:“纣既囚文王，文王之长子曰伯邑考，质于殷，为纣御。纣哀以为羹，赐文王，曰:“圣人当不食其子羹。”文王得而食之，纣曰:“谁谓西伯圣者?食其子羹尚不知也”
姜太公的记载我觉得可信度较高，搭配文王《艮卦》来看，伯邑考应该是先被施以烹刑，就是被下锅一点点煮，煮到差不多再将其剥皮处理，就像水煮蛋和板栗一样，煮好冷却后皮自然好剥，而且很可能是当着西伯的面现杀现做，所以真实的历史可能要更加残酷。
我认为当时帝辛很可能是打着祭祀的名号将西伯的长子杀了，以此来震慑考验西伯的忠心程度，而西伯吃了自己儿子的肉就是通过了考验。
以我们现代人的角度肯定会觉得:“你都把别人的儿子杀了，还指望别人对你忠心？”
但在“以神为本”的商朝却未必会这样想，可以说一切都是为了得到“帝”的庇佑，在这种神本大环境下是没有反驳余地的。
在下狱之前，西伯就知道商肯定不会轻易放过周方的，因为两国关系一直不稳定，周国越发锋芒毕露，因此被视为眼中钉，况且商和自己还有杀父之仇，周人又叛乱过，就算自己没事，周国也迟早要完，通过父亲季历，到鬼方，盂方二伯的遭遇就可以看到周方的未来，所以为了周部族，西伯必须要隐忍，背地里尽快计划灭商大业。
而伯邑考的死不单单是为了父亲也是为了周国的未来。
在西伯下狱期间，《史记·周本纪》记载:“帝纣乃囚西伯于羑里，闳夭之徒患之，乃求有莘氏美女，骊戎之文马，有熊九驷，他奇怪物，因殷嬖臣费仲而献之纣。纣大说，曰：“此一物足以释西伯，况其多乎！”乃赦西伯，赐之弓矢斧钺，使西伯得征伐，曰：“谮西伯者，崇侯虎也”。
同僚闳夭等人四处搜罗美女以及珍奇异兽去进献，恳求帝辛赦免西伯，于是帝辛就很轻易的答应了，西伯出狱后，还赐给他一些武器允许他征伐，紧接着就告诉他是崇侯陷害你。
这句话言下之意就是我给你提供武器，你去帮我征伐，陷害你的人是崇侯，你懂我意思。
帝辛的目的很明显，他就是想利用西伯的手除掉那些旧贵族势力，来一个借刀杀人，崇国没了的话，正好让和自己血缘近的亲族替补，正所谓旧的不去新的不来，周如果没了那更好，算是解决了商王的一个心病，当然最好的结果就是两败俱伤。
现代大多观点认为崇侯告密是出于忠心，比较有政治远见，因为当时西伯已经有反心了，但也有观点认为由于周国的日渐强大，从地理位置来看极其不利于崇国，崇侯想借帝辛之手除掉西伯，以绝后患，而帝辛也想借此削弱周国势力，到时将矛盾转移到崇侯身上，加深崇周两国间的矛盾，于是在崇侯提出建议时，帝辛顺水推舟将西伯下狱囚禁。
这些都说明帝辛对崇国并不怎么信任，因为商代崇国和商虽然是嫡亲，但到了商末时和商王的血缘已经很远了，属于远支，不排除过往的商王也担心周国去笼络崇国的可能，虽然崇是商的藩屏，但其势力一直这么强劲对后代商王来说并不是一件好事，毕竟山高皇帝远，所以在抑制周的同时，也想让周崇两国互相牵制，达到制衡目的，前面说过帝辛继位后想通过缩减祭祀范围，让这些远支旁支的旧贵族势力远离最高政治权力，所以帝辛应该是想将崇侯换成自己这一脉的亲族，而崇国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邦国，长期被当做防线，本身就一直遭受周边各部族的骚扰，还要盯着周，精力实在有限，当商日渐势微，周人兴起时，为了自己的领土和资源，以及帝辛想瓦解旧贵族集团这件事，使得崇国的立场变得比较中立，这么一看商，崇和周之间的关系是非常微妙的。
虽然崇国是文王东进路上最大的阻碍，但却不是文王的首选进攻目标，不单是因为崇国的实力强盛，而是文王要先切断商和崇的后路，凭着征伐叛乱的方国为由，开始实行自己的灭商大业，他决定先稳住后方的犬戎，再北伐密须国，接着灭黎国，邘国两国，让崇和商失去联系和接济，最后万事俱备再攻打崇国，相当于绕了整整一大圈，至于为什么攻占了和商紧挨着的黎和邘后不直接攻打殷都，毕竟黎国在地理位置上如同商的心腹，从黎国以北，通过滏口陉，越过太行山再南下，不过几十公里就是殷都安阳，目前比较靠谱的观点是，一是周军长途跋涉，攻打黎国有所消耗，精力不允许，二就是主要担心其他方国的偷袭和商军的反攻，如果从攻占黎国后直奔商都，那目的就太过明显，也不符和最初征伐的理由，而且旁边的邘国也要解决，更何况通过殷都安阳的滏口陉必有商军重点把守，周军随时面临被反攻的风险，如果在攻占邘国后，周就选择北上伐商，那就很可能被黄河以南以崇国为首的服从于商的国家背后袭击，到时遭受两面夹击的周必定陷入苦战无法脱身，所以灭商必先伐崇，而伐崇也是文王生前最重要也是最后一场战争。
在汉代刘向的《说苑.指武》中记载文王最初对崇国采取的是怀柔战术，给出的伐崇理由是“予闻崇侯虎，蔑侮父兄，不敬长老，听狱不中，分财不均。百姓力尽，不得衣食予，将来征之，唯为民乃伐崇，令毋杀人，毋坏室，毋填井，毋伐树木，毋动六畜，有不如令者死无赦”。
意思是文王听说崇侯无道，所以特意为民征伐，要求军队不许杀崇国百姓，也不许破坏房屋树木牲畜和水井，如有违反的就处死。
但是并没有得到回应，于是选择攻城，《说苑.指武》司马子鱼谓君曰：“文王伐崇，崇军其城，三旬不降，退而修教，复伐之，因垒而降”。
三旬的意思是代表几月，几个月都攻不下。
但在《易经》的十三卦同人卦中也有关于伐崇的记载，升起高陵，“三岁不兴”，乘其“墉”，弗克攻，吉。
《易经》里的这个三岁，代表的是多年，“三”是虚词。
提到攻打崇国时的艰难程度，多年都攻不下来，以及崇国城墙的高大坚固。
年份存在争议，而且先秦时期关于伐崇的记载都没有类似文王声讨崇侯的那番话，都是直接攻城。
所以个人觉得伐崇檄文的真实性不高，一是因为那个时代的部族思想比较严重，不少国家还处于部族制，一个国家同姓人居多，不会向着外姓人说话，所以文王没必要也没把握说这种话去分化，二是当时崇人的顽固反击，双方大规模厮杀久攻不下，就算将崇人围困在城内，也绝不投降开城门，包括周人认为灭掉崇国才能树立威望，都说明崇侯在当时也是非常有号召力的，毕竟《指武》成书于汉代，汉已经是大一统朝代了，家国和汉民族概念都已成型，所以不排除作者刘向是用后世的逻辑和思想去写的，而且后面三旬不降这一段落应该参考了《左传》。
《左传.僖公十九年》里记载，子鱼言于宋公曰:“文王闻崇德乱而伐之，军三旬而不降，退修教而复伐之，因垒而降”。
说攻打了几个月都没有攻克，文王只好先撤兵整顿，等再来伐崇时，周军就用土堆起个土山，顺着土山拼死往上爬，这个因垒而降（jiang）就是周军通过自己堆的土山登上了崇国的城墙。
这里结合易经卦辞所记载的“三岁不兴”来看，应该是周和联邦先攻打了几个月，但没有攻破，于是撤军，期间想了很多办法都没效果，双方打了多年，最后决定用自杀式进攻拼死一搏才成功登墙。
《诗经·大雅·皇矣》里记载“帝谓文王，询尔仇方，同尔兄弟；以尔钩援，与尔临冲，以伐崇墉。临冲闲闲，崇墉言言。执讯连连，攸馘安安。是类是祃，是致是附，四方以无侮。临冲茀茀，崇墉仡仡。是伐是肆，是绝是忽，四方以无拂”。
历史上文王也好占卜，精通占卜之术，出征前会询问“帝”，其实这也是一种笼络民心的方式，毕竟那时是神权当道，而这段话的意思是上帝又对文王说，团结邻国多商量，联合同姓众国王；用你大钩和戈刀，临车冲车赴战场，讨伐崇国削殷商。
临车冲车声势壮，崇国城墙高又长。捉来俘虏连成串，割下敌耳装满筐。祭祀天神祈胜利，安抚残敌招他降，各国不敢侮周邦。临车冲车威力强，崇国城墙高又长。冲锋陷阵士气旺，消灭崇军有威望，各国不敢再违抗。
诗经里反复强调崇国的城墙非常高大坚固，无论用什么办法，就算用临车和冲车这种大型战车连番进攻也无法攻破，只能靠将士不顾生命冲锋陷阵，因为只有消灭了为首的崇国，周才能树立起威望，各个方国才不敢再抵抗。
无论哪本史书，都记载了崇国在城墙防守上的优越性，因此我觉得商崇国可能继承了夏崇国的筑墙技术。
《吕氏春秋·郡守》记载：“奚仲作车，仓颉作书，后稷作稼，皋陶作刑，昆吾作陶，夏鲧作城，此六人者，所作当矣。”
《吴越春秋》记载：“鲧筑城以卫君，造郭以居人，此城郭之始也。
由此可见夏崇国的先祖鲧在上古时期是专门造城的。
而文王这次联合友邦对崇国使用了围剿战术，将其围困在国内，在之前灭子姓邘国时，就是为了伐崇做准备，为的就是切断崇和商的联络和兵粮援助，以此消磨崇军的士气和斗志，并用怀柔战术去抚恤崇军，而崇国在这场战争中也是不死方休，双方打的异常激烈，因为崇国很难攻克，崇人也不屈服，所以周军冒着箭雨礌石堆土山，拼死爬城楼上打，双方伤亡惨重，血染城墙，城楼下的尸体堆成山，周军使用一波接一波的人潮战术，同时依靠友邦们的协助，才将崇军击溃。
这是中国战争史上第一次有记载的城邑攻坚战。
战国时期的苏秦甚至将文王伐崇和舜伐三苗，禹伐共工，汤伐有夏，武王伐纣相提并论，足以可见这场战争在当时的规模和影响力。
苏秦曰：“臣固疑大王之不能用也。昔者神农伐补遂，黄帝伐涿鹿而禽蚩尤，尧伐驩兜，舜伐三苗，禹伐共工，汤伐有夏，文王伐崇，武王伐纣，齐桓任战而伯天下”。
《论语·泰伯》描述:“三分天下有其二，以服事殷”。
崇国的覆灭,使商的西面失去了藩屏，方国们基本上都已臣服， 此时的周已掌握了三分之二的天下，商的大势已去。
于是文王在崇国附近又建了一个新都丰邑，并从西岐迁都于此。
《帝王世纪》记载:“虞、夏、商、周皆有崇国,崇国盖在丰、镐之间”。
先秦《文王有声》“既伐于崇,作邑于丰”（这个丰邑并非后来汉高祖的家乡，而是文王建在崇国附近的丰京，迁都第二年文王去世，武王继位，之后在沣水东岸建了镐京，又迁都到那，并在那起兵灭商）。
（我觉得封神电影第一部最后被删减的周发和崇侯彪的对决，也可以看作是历史上周伐崇的缩影，代表了崇国的覆灭，周彻底打通了禁锢百年的枷锁，开启了灭商道路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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